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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新城 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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跪求——梁啟超:《論教育當定宗旨》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匯編?...

科舉制度的廢除大致分為三個步驟:? 第一,改革科舉內容。

光緒十三年(1887年),清政府根據御史陳秀瑩的奏請,將算學列為科舉考試科目,于每屆鄉會試時酌量錄取算學人才。

這是科舉改革的先聲。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清政府采納貴州學政嚴修的建議,開設經濟特科,鄉試皆試策論。

初場試專門題,次場試時務題,三場仍試四書文,中舉者稱經濟舉人。

“百日維新”期間,在改良派人士的推動下,清帝毅然下詔廢除八股試帖小楷取士制度,凡鄉會試和生童歲科一律改試策論,并停罷武科。

? 第二,遞減科舉中額。

庚子事變以后,清政府的一般官僚和封疆大臣紛紛請求分年遞減科舉取士名額。

1904年,張百熙、榮慶、張之洞等在《奏請遞減科舉注重學堂折》中建議:“以下屆丙午科起,每科遞減中額三分之一,暫行試辦。

”(朱有瓛:《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二輯,上冊,108頁,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3。

)科舉取士名額的減少,學堂名額的增加,進一步削弱了科舉制度。

? 第三,停止科舉。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直隸總督袁世凱、盛京將軍趙爾巽、兩湖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周馥、兩廣總督岑春煊、湖南巡撫端方等聯名奏請立停科舉,興辦學校。

他們認為:“科舉不停,學校不廣,士心既莫能堅定,民智復無由大開,求其進化日新也難矣。

故欲補時艱,必自推廣學校始。

而欲推廣學校,必自先停科舉始。

”他們吁請清廷“宸衷獨斷,雷厲風行,立沛綸音,停罷科舉”,以“廣學育才,化民成俗,內定國勢,外服強鄰,轉危為安”(朱有瓛:《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二輯,上冊,111頁,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3。

)。

? 迫于大勢所趨,清政府于光緒三十一年八月(1905年9月)下詔,“立停科舉以廣學校”;“著自丙午科為始,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朱有瓛:《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二輯,上冊,113頁,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3。

)。

至此,從隋煬帝大業二年(606年)始,延續了1 300年的科學制度,終告廢除。

? 2. 新學制的確立? 清末在興辦新式學校以前,仍沿用傳統學校制度,中央設國子監、宗學、旗學、覺羅學、算學館及俄羅斯學館等;地方有府學、州學、縣學及書院。

此外,還有一些近似私塾的義學、社學。

清末私學相當發達,遍布全國各地,有家館、私塾幾種類型。

由于清統治者重視科舉取士,無論哪種學校,都不過是科舉考試的預備場所,有其名而無其實。

清末的封建舊學校空疏腐化,成為社會發展的嚴重障礙,到了窮途末路的地步。

? 1901年9月,清政府頒布“興學詔書”,要求“除京師已設大學堂,應行切實整頓外,著各省所有書院,于省城均改設大學堂,各府及直隸州均改設中學堂,各州縣均改設小學堂,并多設蒙養學堂”(朱有瓛:《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一輯,下冊,776頁。

)。

隨后又連降數諭,篤志興學。

其標志就是《欽定學堂章程》和《奏定學堂章程》的頒布。

光緒二十八年七月(1902年8月),管學大臣張百熙擬定《欽定學堂章程》。

此章程包括《京師大學堂章程》、《考選入學章程》、《高等學堂章程》、《中等學堂章程》、《小學堂章程》、《蒙學堂章程》。

這是清末第一個比較完備的學校系統,也是中國近代最早法定的學制體系。

光緒二十八年是壬寅年,所以這個學制又稱“壬寅學制”。

“壬寅學制”雖然正式公布,但沒有實施。

? 光緒二十九年十一月(1903年12月),由張百熙、張之洞、榮慶重新擬定一個《奏定學堂章程》。

這個章程對學校系統、課程設置、教學方法、學校管理等都作了具體規定。

這是一個比較完整、經法令正式公布在全國實行的學校體系。

光緒二十九年是癸卯年,所以這個學制也稱“癸卯學制”。

? 癸卯學制縱的方面分三段七級:第一階段為初等教育,設蒙養院4年,初等小學堂5年、高等小學堂4年;第二階段為中等教育,設中學堂5年;第三階段為高等學堂(或大學預科)3年,分科大學堂3-4年,通儒院5年。

兒童從7歲入小學堂,到通儒院畢業,共計26年。

橫的方面除直系各學堂外,另有師范教育及實業教育兩個系統。

? (二) 各級各類學校系統? 1. 直系學堂? 蒙養院。

《奏定蒙養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規定,蒙養院的教育宗旨是:“發育其身體,漸啟其心智,使之遠于澆薄之惡習,習于善良之軌范。

”(舒新城:《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中冊,388頁,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2。

)蒙養院招收3-7歲兒童,每日授課不超過4學時;教育內容以“兒童最易通曉之事情,最喜好之事物”為限度;教育方式采用游戲、歌謠、談話和手技。

蒙養院附設在各府、廳、州、縣以及大城鎮的育嬰堂和敬節堂。

由于缺乏保教人員,蒙養院很少。

清末南陽縣潦河坡、董營等處辦有幼兒園,入園兒童多為遺棄孤兒和癡呆兒童,以撫養治病為主,較少教育。

? 初等、高等小學堂。

《奏定初等小學堂章程》規定:“凡國民七歲以上者入焉,以啟其人生應有之知識,立其明倫理愛國家之根基,并調護兒童身體,令其發育為宗旨,以識字之民日多為成效。

”(朱有?NFDBF?:《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二輯,上...

中國近代史的大致歷程,誰知道啊?

1840年,成為首號資本主義強國的英國發動了侵略中國的鴉片戰爭,清政府被迫簽訂了中國近代史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

從此,中國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歷史也以鴉片戰爭為標志進入近代史,這是中華民族一段屈辱的歷史,也是中華民族不屈不撓抗爭的歷史,是一代又一代中國人尋求富民強國之路的探索史。

我們學好這段歷史,必須把握三條主線。

一、一部災難深重的屈辱史中國近代史是災難深重的歷史,是中華民族的屈辱的歷史,中國人民飽嘗了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欺凌。

在中國近代史上,大大小小的帝國主義國家爭相侵略我們,中國被迫簽訂的不平等條約有幾百個,中國人民在西方的侵略戰爭中一次又一次被打敗。

1840年,英國為了打開中國的大門,悍然發動了鴉片戰爭,古老的、落后的中國在西方堅船利炮面前戰敗了,1842年簽訂了中國近代史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此后又簽訂了中英《五口通商章程》、中英《虎門條約》、中美《望廈條約》、中法《黃埔條約》等中國近代史上的第一批不平等條約,被迫割地、賠款、開放通商口岸、和外國協定關稅,外國取得了在中國的領事裁判權和在通商口岸傳教等特權。

這些條約給中國人民帶來野蠻和屈辱。

1856年,英法等國為了進一步打開中國的大門,又發動了第二次鴉片戰爭,清政府在抵抗失敗后被迫和英法俄美四國簽訂了《天津條約》,和英法俄又被迫簽訂《北京條約》。

中國喪失了大片領土和主權,尤其是沙俄掠奪了中國150多萬平方公里的領土。

外國侵略勢力伸向中國內地,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加深了。

1885年,法國又發動侵略中國的中法戰爭,清政府又簽訂了《中法新約》,列強取得了在中國修筑鐵路的權利。

1894年中國又在甲午戰爭中失敗,被迫和日本簽訂《馬關條約》,大大加深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賠款達到兩億兩白銀,帝國主義強國掀起了瓜分中國的狂潮。

然而帝國主義為了鎮壓中國人民的反抗,進一步控制中國,1900年八國聯軍又共同反動了侵華戰爭,清政府被迫簽訂了《辛丑條約》,賠款本息超過10億兩白銀,清政府成為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工具,中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形成了。

一系列的侵華戰爭和大批的不平等條約,把中國推向災難屈辱的深淵,造成了近代中國的貧窮和落后,加重了人民的負擔,嚴重的破壞了中國的主權完整和領土完整,因此我們要牢記中國近代屈辱的歷史,銘記落后就要挨打的歷史教訓。

二、一部不屈不撓的抗爭史在西方列強野蠻侵略中國的同時,偉大的中華民族和不屈的華夏子孫,進行了一系列的抗爭,有來自社會底層,也有來自清政府內部,有的是有組織的,有的是群眾自發的。

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盡管有一些民族敗類,但是清政府和廣大愛國官兵也進行了一些英勇的戰斗,涌現出像林則徐、鄧廷楨、裕謙、海齡、關天培、陳化成等大批愛國將領;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也出現了前仆后繼抗爭的壯烈場面;在中法戰爭中,馮子才無所畏懼,領導取得了鎮南關大捷,劉永福領導黑旗軍威鎮敵膽,愛國海軍在馬尾海戰中表現出了臨危不懼、英勇戰斗的精神;在中日甲午戰爭中,左寶貴、鄧士昌、林永升、劉丁汝昌等人以身殉職,上演了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跡,各地民眾自發抗日,都體現出了中華民族頑強不屈的愛國抗爭精神。

除了清政府及愛國官兵的抗爭外,廣大人民群眾從未放棄斗爭,帝國主義侵略到那里,就在那里受到抵抗。

尤其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廣州三元里民眾的自發的抗英斗爭,顯示了中國人民的反抗精神;在19世紀六七十年代,還出現了大量的反洋教斗爭。

在中國近代史上,還有兩次大規模農民運動給帝國主義主義勢力以沉重打擊。

第一次是太平天國運動:這是中國近代史上一次規模巨大的反封建反侵略的農民革命運動,在打擊中國封建統治的同時,還賦予了新的時代意義,承擔起反對外來侵略的任務,給外國侵略者以沉重打擊,打破了西方侵略者迅速把中國殖民化的企圖。

第二次是義和團運動:在中外矛盾加劇的19世紀末,終于引爆了中國人民的義和團運動,他們打擊的對象是外國勢力,到1900年發展到頂點,成千上萬的義和團團眾以血肉之軀和八國聯軍進行了英勇搏斗,盡管在中外反動勢力的剿殺下失敗了,但中華民族的不畏強暴、英勇斗爭使帝國主義認識到中華民族的不可政府性。

最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為維護國家主權,1919年爆發了五四愛國運動,波及全國,工人階級登上了政治舞臺。

五四運動是中國近代史上一次徹底的反帝反封建運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的傳播,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創造了條件。

三、中國人民的一部探索史在近代中國的特殊時期,中國的根本任務是維護民族獨立和主權完整,促進經濟發展,實現政治進步。

在為了完成這些任務的過程中,在伴隨中國艱難的近代化歷程中,先進的中國人進行了一系列的探索,既有政府運動,又有新生階級代表,既有地方大員,又有思想精英。

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先進的中國人初步認識到西方的現代化,以林則徐、魏源等人以經世務實的態度,提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口號,承認落后和不足,注...

中國教育近代史

19世紀末20世紀初,隨著新式學堂的創立和中國第一個近代學制“癸卯學制”的頒布實施,新式課程開始進入課堂,中國教育史學科被列為大學堂和師范學堂的正式科目。

起初多引進外國的教材或講義,主要是翻譯、編譯、譯述日本學者的《內外教育史》、《東西洋教育史》、《支那教育史》之類的著述。

同時也在開始籌劃、著手自編教材。

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是黃紹箕于1902年至1904年著手準備,1906年擬就大綱,而后由柳詒徵于1910年5月撰成的中國人自編的第一部《中國教育史》。

辛亥革命勝利后,中國頒布了第二個新學制“壬子癸丑學制”,中國新教育向前推進了一步,新式學堂的數量、規模、類型有了進一步發展,各級各類學校教材需求大增,中國教育史的研究著述和教材編寫再度活躍。

除繼續編譯日本學者的著述外,中國學者的著述也有所增加,如楊游的《教育史》(商務印書館1914年版)、李步青的《新制教育史》(中華書局1915年版)、佚名的《中國教育史講義》(未署明出版單位及時間)等。

最值得注意的是1914年留美學者郭秉文于哥倫比亞大學完成的博士論文The Chinese System of Public Education,由周槃譯述,以《中國教育制度沿革史》之名由商務印書館于1916年出版。

該書原由哥倫比亞大學師范學院出版,美國著名教育家孟祿作序,中文版又有黃炎培作序,影響頗大。

郭秉文自稱其撰著目的在尋求歷史借鑒,“正言之,為模范,為指南;反言之,則亦前車之覆轍也”。

該書雖為教育制度通史,重點卻在研究中國近代教育制度的建立和發展,第一次將中國近代教育納入教育史研究范圍之內,可謂開中國近代教育史研究之先河。

在五四愛國運動推動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運動掀起新的高潮,民主、科學的新文化教育思潮波瀾壯闊,各種教育思潮、各類教育實驗紛紛亮相和開展,特別是以杜威實用主義哲學和民本主義教育思潮為代表的美國教育對中國教育影響的加深,以及馬克思主義學說和教育理論的傳播,為中國近代新教育的發展注入了新活力,增添了新內容。

隨著1922年“壬戌學制”的頒行,中國教育史學科的發展進入一個空前繁盛的階段,在不足二十年的時間內,中國教育史的著述數量大增,種類繁多,研究領域擴大,研究內容更加豐富充實,研究方法也有新的進展和突破,整體水平達到一個新的高度。

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有:王鳳喈《中國教育史大綱》(商務印書館1925年版,一說1928年版)、陳青之《中國教育史》(1926年出版上卷,1934年完成中、下卷,1936年商務印書館出版全書)、陳東原《中國教育史》(商務印書館1935年版)。

此外,還有周谷城《中國教育小史》(上海泰東書局1929年版)、黃炎培《中國教育史要》(商務印書館1930年版)、余家菊《中國教育史要》(中華書局1934年版)。

1929年上海世界書局出版的李浩吾(楊賢江)著《教育史ABC》,是一部史論性的教育史著作,獨具特色,被公認為是中國第一部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編著的教育史論著。

正是在這一時期,中國近代教育史的研究引起了更多關注,形成中國教育史學科研究中的一個熱點,并且使中國近代教育史成為一個專門的、獨立的研究領域。

除一般中國教育史普遍涉及近代部分外,還大量涌現出一批專門研究中國近現代教育史的著述。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是中華書局出版的舒新城的《近代中國教育史料》(1928年版)、《近代中國教育思想史》(1929年版)、《中華民國教育史料》(1931年版)、《近代中國留學史》(1927年版)、《中華民國之教育》(1931年版),以及周予同的《中國現代教育史》(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4年版)及其書中所附之“中國現代教育紀事年表”。

此外,還有陳翊林的《最近三十年中國教育史》(上海太平洋書店1930年版)、莊俞、賀圣鼎的《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國教育》(上海良友圖書公司1934年版)、丁致聘的《中國近七十年來教育紀事》(南京國立編譯館1934年版),還有大量有關近代學制、教育思潮、教育行政、女子教育、地方教育等專題研究和論著。

中國近代教育家都有誰 他們的簡介

蔡元培【近代】 (1868一1940)中國近代民主革命家、教育家。

字鶴卿,號孑民,浙江紹興人。

光緒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補編修。

戊戌維新變法失敗,深感清政府腐敗無能,棄官南返,開始從事教育和革命活動。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上海淪陷移居香港,后病卒于香港。

其主要教育思想為: (1)提出了著名的自由主義和諧發展的教育方針,認為要培養“健全的人格”,必須在“共和精神”的指導下,接受五個方面的教育:即軍國民教育,實利主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觀教育和美育才能完成,(2)主張 “思想自由、學術自由、兼容并包”的辦學思想。

(3)強調發展個性,崇尚自然。

為使學生的個性和才能得到充分發展,強調要有“自動”、“自學”、“自助” 的精神,防止“注入式”的教學方法。

(4)重視勞動教育、平民教育和女子教育。

還支持“勤工儉學”和“工學互助”活動。

其著作輯有《蔡元培全集》。

陳獨秀【近代】 (1879—1942)中國近代思想家、教育家,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之一。

字仲甫。

安徽懷寧(今安慶市)人。

1918年和李大釗一起創辦《每周評論》,提倡新文化,宣傳馬克思主義,1919年積極參加并領導五四反帝愛國運動。

1920年12月,任廣東省政府教育委員會委員長。

曾試圖改革當時的教育, 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為創始人之一,被選為中國共產黨總書記。

1924年著文主張收回教育權,支持教會學校學生的斗爭。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后期,因犯右傾機會主義錯誤,1927年被撤銷中國共產黨總書記職務。

1929年被開除出黨。

著作輯為《獨秀文存》 胡適【近代】 (1891—1962)中國近代學者、教育家。

字適之,安徽績溪人。

早年在上海梅溪學堂、澄忠學堂和中國公學求學。

1910年赴美留學。

先后入康乃爾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學習,受業于杜威,獲哲學博士學位。

自稱“受杜威先生實驗主義哲學的絕大影響”,實用主義是他“生活和思想的一個向導”。

他一生參加學術活動的領域較廣泛,在哲學、文學、歷史和教育等方面,均有專門論著。

教育方面,他提倡改良主義的教育救國論,要求學生“安心求學”,埋頭于“讀書救國”,反對學生參加革命運動。

同時竭力宣傳實用主義的教育理論和方法。

他對高等教育的建設和規劃特別重視,認為高等教育是國家學術研究的中心。

主要著作有《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白話文學史》(上卷)和《胡適文存》等。

李大釗【近代】 (1889—1927)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家,教育家。

字守常。

河北樂亭人。

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中國共產黨刨始人之一。

熱情歌頌俄國社會主義十月革命,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

1918年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并參加《新青年》編輯部工作,1920年任北京大學教授。

中國共產黨成立后,負責北方區黨的工作。

在這期間還直接領導新潮社、北京學生救國會、少年中國學會等進步組織。

是中國共產黨第二屆中央候補委員,第三、第四屆中央委員、1927年4月6日被奉系軍閥張作霖逮捕,28日在北京英勇就義。

他是最早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研究中國教育問題的先驅者。

認為要使中國社會得到徹底改造,光靠教育的努力不行,“只有鏟除國內的督軍制和國外資本主義這二重障礙”,教育才能振興。

他提出了勞動教育問題,要求人人都有受教育的均等機會。

他還號召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把知識階級與勞工級打成一氣”。

其著作合編為《李大釗文集》。

粱啟超【近代】 (1873—1929)中國近代思想家、教育家。

字卓如,號任公,廣東新會縣人。

早年曾應科舉,中舉人。

戊戌變法失敗后,流亡日本,后遠游美、澳,至辛亥革命后才回國。

在日本時創辦《清議報》、《新民叢報》,在東京辦大同學校,在神戶辦同文學校。

在宣傳西學方面起了思想肩蒙作用。

1905年后堅持立憲保皇,政治上日趨保守落伍。

1920 年后,專門從事講學和著述。

任清華研究院導師,并兼任南開等幾所大學教授。

所著《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國歷史研究法》等名著在此期間問世。

在大學講學時,傳播資產階級的哲學、歷史等人文科學的理論,以及治學方法論,培養了一批在社會上享有盛名的學者,并在中國古代文化遺產的研究和整理上作出了成績。

其教育主張主要有: (1)教育救國。

認為國家的強弱以教育為轉移,“變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興,在開學校”。

并注意到教育應著重提高國民的素質。

(2)變科舉、興學校。

認為:“八股取士,為中國錮蔽文明之一大根源,行之千年,使學者墜聰塞明,不識古今,不知五洲,其弊皆由于此”。

中國欲求富強,進行改革,其根本之途在于從實行資本主義的教育制度入手。

他依據兒童身心發展的狀況,設計了國民教育制度體系、在“興學校”的主張中,特別重視“政治學院”、“師范學校”和“女子學堂”的開設。

(3)改革課程內容。

認為學校應設西學,包括西政、西藝、西文。

在西政與西藝之間,又要本著先政(資產階級的社會政治學說)后藝(科學與技術),以政為本,以藝為用的原則。

他在《西學書目表》中詳述具體西學內容。

(4)改良教學法。

認為舊的教學法“導之個以其道,撫之不以其術”,必須徹底改革。

對西方的優秀...

中國近代史論文

中國近代史論文 無論是農民階級自發的反帝反封建斗爭,地主階級的洋務運動,還是資產階級建立西方式資產階級共和國的努力,都無法實現中國的民族獨立和國家富強.對近代中國出路的早期探索都沒有結合中國國情,因為近代對中國出路的探索都是想把中國發展成為英國式的資本主義的君主立憲制國家,而沒有考慮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是走不通資本主義路線的,所以注定要失敗. 在1919年五四運動至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前這個時期,中國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中國人民同外過帝國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后來又有官僚資本主義)的矛盾;農民仍然是反帝反封建斗爭的主力,工人階級、學生群眾和民族資產階級這些新的社會力量發展了起來;而工人階級則代替資產階級成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領導力量。

歷史經驗表明,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在中國是行不通的。

中國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絕大多數人,經過實踐的教育,確認了中國共產黨關于通過建立人民共和國、走向社會主義的政治主張的確定性;認識到只有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才能在中國政治生活中有效地發揮積極作用,才有光明的前途。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在這個基礎上形成的。

中國這種嶄新的政黨制度的確立,符合中國歷史發展的規律和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意愿。

中國革命之所以能夠走上勝利發展的道路,是由于有了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

在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經過長期、艱苦、曲折的斗爭,推翻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制度,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創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基本上完成了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任務,從而為實現國家繁榮富強、人民共同富裕創造了前提,開辟了道路。

人民民主專政的新中國的創建,標志著近代以來中國面臨的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這個歷史任務的基本完成,這就為中國人民集中力量進行建設,以實現國家的繁榮富強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創造了前提,開辟了道路。

歷史證明,只有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武裝下走社會主義道路,中國人民追求民族獨立和國家富強的目標才能夠真正實現. 第一節 第三黨對中國出路的反思與探索 鄧演達領導的第三黨,正式名稱是“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是大革命失敗后出現的一個異于國共又介乎國共之間的政派。

它對中國出路的探索主要體現在鄧演達發表的《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政治主張》、《中國到哪里去》等一系列文章中。

關于第三黨的具體政治主張,以下幾點應當注意:第一,第三黨的政治主張,是在總結、反思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及大革命失敗后中國革命形勢基礎上提出的。

這從它對國民黨政府性質的分析及對中共革命活動的看法上可以看出。

它認為南京國民政府已經成為“舊勢力之化身,軍閥之工具,民眾之仇敵”①,是“買辦資產階級與豪紳地主的聯合政權”。

這是正確的。

同時,它對中共也作了批評,認為:“共產黨以為中國現時的經濟組織已經主要的是資本主義的組織,因此它要用共產主義革命的方式去解決中國問題;……我們反對用不對癥的藥方——共產主義革命——去破壞一切現存的經濟組織。

……共產黨只是想利用農民威劫農民,去建立一部分的工人獨裁政權,我們卻是要……建立平民的政權。

”①它不同意共產黨主張的根本理由,是通過觀察大革命的實踐,認定“共產主義革命”不適合中國革命的情況。

這些批評有正確的成分,也有錯誤的成分。

第二,第三黨對中國革命的許多根本問題都進行了探討,并取得了重大成果。

它認為,中國社會“還滯留在封建勢力支配階段,還是前資本主義時代。

同時又因為帝國主義勢力支配著中國的緣故,使中國社會益呈復雜的狀況”②。

因此,中國革命“必然的要以農工為核心,而其他一切被軍閥官僚地主壓迫剝削的成分都會圍繞在農工的周圍,構成廣大的革命群眾”,“對外負著對抗帝國主義得到民族解放的任務”,“對內要掃清中古時代的遺骸,造成新社會秩序的任務”。

中國革命是資產階級性質的民族的平民革命;革命的對象是“帝國主義者、封建軍閥地主以及依附前兩者為生的高利盤剝的、反動的資產階級”;革命的動力是“平民群眾”;革命的直接目標是奪取政權,“建立以工農為基礎的平民政權”;革命的方式“必然的要以武力抗爭的形式展開出來”;中國革命應分兩步走,首先建立平民政權,然后實現社會主義。

以鄧演達為首的第三黨關于中國革命根本問題的認識是十分深刻的。

鄧接受了馬列主義暴力革命、階級斗爭學說,但又不照搬俄國革命經驗和模式,而是主張獨立自主地依照中國革命的具體情況來解決中國革命的實際問題,形成了系統的“平民革命”理論。

第三,第三黨的理論的確深刻、系統和精辟,但在實踐中卻遭到挫折,有兩個原因是不容忽視的:一是關于革命的領導權問題。

鄧演達把“平民革命”的領導責任托付給小資產階級及其政黨(第三黨),這是致命的缺陷,也是與新民主主義理論根本差異之所在。

二是第三黨的探索...

中國的高等教育發展史

一、發展模式的不斷轉換 綜觀百年來中國高等教育現代化的歷史進程,其發展模式的轉換大致可分為七個時期。

第一時期(1862年至1894年)。

甲午戰爭以前,中國近代高等教育處于醞釀時期。

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出現了一批培養外語人才和軍事技術人才的專門學校。

它們不同于傳統封建教育機構,不是培養作為各級封建官吏的“治才”,而是培養通曉各國語言和技術(特別是軍事技術)的所謂“藝才”。

最典型的代表即是1862年成立的京師同文館和1867年創辦的福建船政學堂。

至1894年前后,我國共創辦了30所左右的此類學堂。

這些學堂毫無例外地都是在外來因素的誘發下創辦的。

所謂外來因素的誘發,包含兩層意思,第一層意思是,它們是清政府在外力脅迫下應急反應的產物,是為了培養應付西方殖民主義者侵略所急需的人才而開辦的;第二層意思是,這些學堂都標榜以西方為榜樣,然而,在具體的學習目標上,卻并不明確,籠而統之地把西方稱之為“泰西”。

從時人留下的大量文獻分析,所謂“泰西”,包括了英、法、德、美等國。

可見,在當時人們的心目中,“西方”是一種泛稱,還沒有具體而明確的模仿對象。

第二個時期(1895年至1911年)。

19世紀末20世紀初,是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發展的重要時期。

1895、1896和1898年分別成立的天津中西學堂、上海南洋公學和京師大學堂一般被認為是中國近代大學的雛型。

20世紀初,清政府頒布了第一部包括高等教育在內的具有近代意義的全國性學制——《癸卯學制》。

直到辛亥革命前的十多年時間里,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無論是理論層面、制度層面還是實踐層面,都彌漫著一種濃厚的“以日為師”的氛圍。

1898年創辦的京師大學堂的第一份章程就是由梁啟超“略取日本學規,參以本國情形草定規則八十余條”[1],即主要是參照日本東京大學的規程制定的。

《癸卯學制》中有關高等教育的條文也幾乎與日本學制中的相關規定一致。

與前一個時期相比,學習的目標由泛化而集中,“泰西”一詞被一個具體的國家——日本所取代,價值取向明確而單一。

可以說,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時期,是以日本為模式的。

第三個時期(1912年至1927年)。

1912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結束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為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發展提供了一個相對寬松的環境。

1912年至1927年的十幾年間,可以說是中國高等教育發展模式的多元化時期。

民國初年在蔡元培主持下所進行的教育改革形成的新學制《壬子癸丑學制》,對清末頒布的《癸卯學制》中有關高等教育的內容作了相應的改革。

其間,教育部還陸續公布了《大學令》、《大學規程》、《專門學校令》、《公立、私立專門學校規程》和《高等師范學校規程》等一系列有關高等教育的法規法令。

眾所周知,作為民國初年教育改革的總設計師,蔡元培非常關心高等教育,《大學令》就是由他親手制定的。

他多次談到,《大學令》中許多內容是“仿德國制”,“仿德國大學制”[2]。

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 借鑒德國高等教育是蔡元培多年的宿愿。

但是,從實踐的層面考察,蔡元培的理想并未實現。

擺脫日本單一模式束縛的努力沒有取得明顯的效果,大學設評議會、教授會的條文列入了《大學令》,但在當時的高等學校中并未實行。

直到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之后,他的高等教育的理念——學術自由和教授治校,才部分地在他所主持的北京大學付諸實施。

就在蔡元培以德國高等教育為模式對北京大學進行深刻改造的同時,另一所國立大學——在南京高等師范學校基礎上發展而來的東南大學迅速崛起。

留美歸教育博士郭秉文主持下的東南大學以美國大學為榜樣,延攬一批留美學生到校任教,集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為一體,從管理體制、系科設置、課程內容以至經費籌措等,全面學習、借鑒美國高等教育。

至20年代中期,東南大學聲譽日隆,影響日廣,成為與北京大學南北呼應、交相輝映的中國高等教育的又一重鎮。

第四個時期(1927年至1949年)。

在此22年間,中國高等教育發展模式的主旋律是,在融合美國和歐洲各國特點的進程中,以美國模式為基本走向。

如果說20年代后期曾經是美國高等教育影響最盛的時期,從對地方分權制的教育體制的模仿,到大學實行選科制、學分制,以至于大學各專業缺乏明確的課程標準等等都顯示了美國高等教育的強大影響;那么,進入30年代,則表現出一種比較主動地吸收和借鑒歐洲各國高等教育經驗的傾向。

如在高中畢業生中實行會考制度,以整齊大學生的入學程度;教育部制訂并實行有關大學教師任職資格的法令;強調大學畢業考試制度等等,這些舉措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吸收了歐洲各國高等教育的具體做法。

但是,這一時期從總體上講是以美國模式為基本走向。

其間,有一個短暫的插曲,即1927年至1929年期間實行的大學區制。

實行“大學區制”用蔡元培的話來說是“仿法國制度,以大學區為教育行政之單元”[3]。

眾所周知,大學院制試行不及兩年就無疾而終, 對全國高等教育的實際影響并不大,就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發展模式的轉換而言,可算作是一個小小的插曲。

第五個時期(1949年至1...

中國近現代史發展歷程論文

中國近代史從第一次鴉片戰爭(1840)到新中國成立(1949)為止。

一部中國近代史,就是一部中國人民的革命史,就是一部中華民族抵抗侵略的抗爭史,就是一部中華民族打倒帝國主義以實現民族解放、打倒封建主義以實現人民富強的斗爭史。

中國近現代史 中國近現代(公元1840-1949年) 中國近現代史從1840年開始到1949年結束。

從1840年鴉片戰爭到1919年"五四" 中國近代史 運動前夕,是舊民主主義革命階段;從1919年"五四"運動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是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

整個中國近代史是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會的歷史。

中國近現代代史始自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爆發,止于1949年南京國民黨政權覆亡,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歷經清王朝晚期、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時期、北洋軍閥時期和國民政府時期,是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逐漸形成到瓦解的歷史。

19世紀中期,英、法等西方列強接連發動了侵略中國的戰爭,中國的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不斷遭到破壞,西方列強與中華民族的矛盾激化。

70年代以后,列強對華侵略加劇,中華民族危機日益深重。

鴉片戰爭前,中國仍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封建制國家。

但由于清王朝這個封建地主政權腐朽沒落、妄自尊大,固步自封,完全沒有意識到自己已經逐漸落后。

所以封建制度已危在旦夕。

由于林則徐的虎門銷煙,英國借機侵略中國,但其實質是為了打開中國市場,向中國走私鴉片,以扭轉中英貿易逆差.1842年,英國強迫清政府簽訂中英《南京條約》,中國從此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鴉片戰爭后,西方資本主義列強通過不平等條約向中國大量輸出商品和資本,逐漸沖擊著中國封建經濟。

1840年,大英帝國用堅船利炮打開了古老中國的大門。

鴉片戰爭、中法戰爭、中日甲午戰爭、八國聯軍侵華戰爭,一場場強加給中華民族的災難。

近百年來世界上幾乎所有的資本主義國家都對中國發動過一次甚至多次侵略戰爭。

有公然入侵,也有不宣而戰;有單獨入侵,也有合伙劫掠,強迫中國簽訂了數以千計的不平等條約。

通過這些不平等條約,資本主義列強扶植封建勢力作為統治中國的工具;蠶食和鯨吞中國領土;出兵控制,竊取中國軍事要地;劃分勢力范圍;控制重要通商口岸和建立租界;施行領事裁判權和片面最惠國待遇;通過戰爭勒索巨額賠款;在中國進行商品傾銷和資本輸出。

外國資本主義列強推行的殖民主義,引起中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巨烈動蕩,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從此,中國人民為擺脫外國資本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的壓迫,進行了長時期的、不屈不撓的斗爭。

1840年以來,亡國滅種的危機一直威脅著千年古國。

在中華民族危難之際,一代民族精英覺醒:魏源等的“師夷之長技以制夷”;洪秀全領導的反清農民起義;康有為、梁啟超的“變法圖強”;孫中山的國民革命。

正是他們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挺身而出,為反對外來侵略,爭取民族獨立和解放,同仇敵愾,英勇奮斗,前赴后繼,拼搏不息,譜寫了中國近代史上可歌可泣的悲壯篇章。

1851年,洪秀全領導號召農民在金田宣布起義,建號“太平天國”。

1853年春,太平軍占領南京,把南京改名為天京,定為都城,正式建立農民政權,同清朝對峙。

1856年,太平軍摧毀江南大營,解除了天京之圍。

太平天國在軍事上達到了全盛時期。

1864年夏,洪秀全病逝。

不久,天京淪陷,太平天國運動失敗。

1856年,英國提出修改中英《南京條約》,但遭清政府的拒絕.英國借此挑起了第二次鴉片戰爭,這次英法聯軍出兵侵略中國,美俄是幫兇.雖然第二次鴉片戰爭與鴉片無關,但其實質與鴉片戰爭一樣,因此叫第二次鴉片戰爭. 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國戰敗后,清朝廷被迫于1858年先后與俄(6月13日)、美(6月18日)、英(6月26日)、法(6月27日)簽訂《天津條約》,與沙俄簽訂《璦琿條約》。

1860年,英法聯軍再度攻占天津,一路燒殺搶劫,咸豐帝逃往承德避暑山莊,讓他的弟弟恭親王奕欣擔任議和大臣,留守北京。

接著英法聯軍洗劫并焚毀了北京西郊舉世聞名的皇家園林圓明園,占領了北京。

并強迫清政府簽定《北京條約》。

19世紀60—90年代,洋務運動,以奕?為首(曾國藩、張之洞等)。

發展中國軍事、民用、教育等,中國資產階級產生并且有所發展。

創辦首個(陸續多批)近代企業 1883—1885年,中法戰爭,簽定《中法新約》,標志著中國西南的門戶被打開了。

1894年,甲午中日戰爭中,中國失敗.1895年,《馬關條約》的簽訂,大大加深了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化。

1900年,帝國主義國家為了鎮壓義和團起義,維護在中國的利益,發動八國聯軍侵華戰爭.1901年,《辛丑條約》的簽訂,標志著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形成。

1911年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統治,結束了在中國延續兩千多年的君主制度,建立了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

它使民主共和的觀念深入人心,沉痛地打擊了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

但因為政治上的軟弱,辛亥革命的勝利果實被袁世凱竊取。

中國人民為反...

中國古代教育史

zhongguo jiaoyushi(xueke) 中國教育史(學科) history of Chinese education(science) 教育科學的一個分支學科。

研究中國自古至今教育的發生發展和變化的歷史規律,一般按中國歷史的發展階段,又劃分為中國古代教育史中國近代教育史、中國現代教育史三大部分。

古代部分從中國原始氏族公社時期到清朝中葉為止,其中包括幾千年有文字記載的歷史。

近代部分從鴉片戰爭(1840)到“五四”運動前夕(1919)為止。

現代部分從“五四”運動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為止。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為當代部分。

沿革 中國歷史悠久,文化教育方面的遺產特別豐富;所以中國無論在教育制度、教育思想和選拔人才制度等方面都積累了極為豐富的資料和經驗,對上述這些豐富的遺產,歷代教育家和思想家雖然也曾進行過探討和研究,但是中國教育史成為一個獨立的學科還是20世紀20年代以后的事。

從清朝末年開辦的師范學堂到中華民國初期的師范學校,都曾開設教育課程,其中包括中國教育史的內容。

以后,隨著中國教育史研究的開展,才陸續有中國教育史專著問世,從20~30年代先后出版了60部以上。

如陳青之的《中國教育史》和陳東原的《中國教育史》等。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在中國教育史的研究上做出了不少成績:①編輯出版了一批資料,包括中國古代教育史資料,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革命根據地教育經驗選集和教育家語錄、文選、文集等。

②編寫和出版了一批教科書和專著,如中國古代教育史中國近代教育史、中國現代教育史、中國近代教育大事記、中國書院制度等。

對孔丘、朱熹、蔡元培等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和太平天國的教育進行了專題研究,發表了大量的學術論文。

研究對象 主要是研究中國各個歷史階段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

教育制度史注重研究各級各類學校的產生、發展和衰亡的規律;探討各種類型學校的特點和經驗。

教育思想史著重研究一些重要的、有深遠影響的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包括教育目的、教育內容和教育原則方法等,并給予歷史唯物主義的評價);同時注意探討各個教育家之間在思想上的批判繼承和發展的關系此外,中國在社會教育、家庭教育和科技教育等方面也有悠久的歷史和傳統,也屬于中國教育史學科研究的范圍。

在中國教育制度發展史上,以中國古代的太學為例,它不僅為歷代封建王朝培養了大批人才,推動了學術的發展,并且對其他國家也產生過積極的影響。

在唐朝,中國曾以高度發達的文化吸引了朝鮮、日本等國的大批學生前來中國留學。

中國古代書院也具有很大的特色,它注重學生的自學和討論,有成套的規章制度,有多種多樣的分科和獨特的學風。

它不僅培養了一批有用的人才,而且對當時的學術、學派的發展和形成,甚至對當時的政治和社會風尚都發生過重要影響。

在中國教育思想發展史上,更是名師輩出。

從古代的孔丘墨翟孟軻荀況、王充、韓愈朱熹,到近代和現代的蔡元培、楊賢江、徐特立、陶行知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在古代,不僅有《論語》《孟子》荀子等蘊藏著豐富教育資料的典籍,而且還有像學記這樣精深的教育專著古代教育家們還概括了“教學相長”,“啟發誘導”,“因材施教”,“循序漸進”, “溫故知新”,“言行一致”,“改過遷善”等一系列的教育、教學原則與方法。

這些都是中國教育思想遺產中的瑰寶。

到了近現代,中國曾積極向外國學習,在教育制度上學過日本、德國、美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又向蘇聯學習過。

在教學內容方面也曾引進西方的政治社會學說和自然科學技術作為各級各類學校的課程。

在向外國學習的過程中,走過了一些曲折的道路,其中有經驗也有教訓,最大的教訓是在吸取時沒有注意結合中國的實際加以分析、鑒別,忽視了中國的特點。

這些經驗和教訓,對中國教育史研究來說都是一筆財富。

中國共產黨在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實踐中,創立了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指導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新教育。

這是馬克思主義教育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

它的經驗是豐富的,在教育方針學制、課程和教育方法上都有很多創造,需要認真地研究和總結。

今后中國教育史研究的發展趨勢是:①加強斷代史的研究,如先秦教育史的研究、宋教育史的研究等。

②對著名教育家思想的全面、系統的研究,如孔丘教育思想研究、蔡元培教育思想研究等。

③加強專題教育史的研究,如師范教育史高等教育史少數民族教育史地方教育史的研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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